标题: 【故道永徽】上古三代篇之三 殷商, 换个角度,说不一样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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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9 18:09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故道永徽】上古三代篇之三 殷商


        上两章讲到,三代之所谓“天下”,其实是新石器时代以来不同文化地域的集合体,这些文化地域不断进化,相互竞争,形成了三代各部落,以至东周诸侯,直至秦汉大一统,通过同文同轨、律令文书等制度消化各地的差异,中华才算是进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大一统形态。而在大一统之前,中国一直处于各种文明之间的竞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换句话说,是秦统一了天下,才传承下来今天的华夏文化,如果历史变成楚国一统天下,那今天华夏文明里黄河流域文明的内容就会少了许多。这一点作者前前后后一直在强调,因为这是敲黑板的重点,是理解秦一统天下以前中国历史的基本世界观。

        殷商,是那个时代的城市“大国”,在较长时间内威慑周围的小城市国家,势力波及以河南为中心的地区。而周则是陕西一带的较小城市国家,刚开始是臣服于殷商的,崛起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下一个威震周围小国的“大国”。



        我们知道,殷商开始出现了汉字,在甲骨上,在青铜器上。汉字是作为城市的文字,最早用于祭祀。在当时,可能只有高度文明的“大国”才创造并掌握文字,文字只在祭祀中发挥作用,对商王“统治”周围小国并没有发挥如我们想象般之作用,在其他城市国家虽然发现了汉字传入的痕迹(比如中央大国将铸有铭文的青铜器赏赐给各个城市),汉字却没有在当地生根发芽,也许城市国家对异国文字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毕竟,要等到文书行政制度开始后,文字才成为行政工具。




        对于殷周更替的记叙,在《史记》之前,还有一本形成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有记录。在周克殷的故事里,通常有盟津、牧野、四方这几个地理位置,“盟津”是周武王与其他诸侯会师于黄河渡口的地点,“牧野”是最后大决战的地点;其实鄙人觉得“盟津”这个地方是在发生了这件事之后才得此名的,你看:“盟”是会盟,“津”是渡口,“盟津”就是“会盟于渡口”的意思嘛!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四方”。武王征伐“四方”,并非四处扩张领土,“四方”是拱卫殷都的四个有代表性的据点城市,称之“方国”,故曰“四方”。历代周王都会对武王将殷亡故地的“四方”据为己有这件事进行确认,说明“四方”是当时的战略地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据点。
  
        中国的姓氏文化,也产生于这一时期。人们用来称呼城市国家首领的就是“姓”,而后到了春秋时代,铁器普及,社会分工,城市里聚集了不同等级的人,这些人将自己的出身称为“氏”。随着城市国家消亡,领土国家崛起,姓氏之分就没有意义了,逐渐混用。

        关于殷商的“殷”,在我们现代是一个不错的意思,表示富足繁荣。然而,在《礼记·中庸》里有这样的记载:“武王……壹戎衣(殷),而有天下。”讲的就是周武王伐商得天下的事情。其中的“壹戎衣”,在《尚书·康诰》篇中有基本相同的表述,但“衣”字换成了“殷”字。这个“衣”被认为可能是夷的意思,在青铜器的铭文中也有体现,是一种蔑称。所以说,殷商一开始可能是“夷商”,是后继王朝对前朝的蔑称。(当然,通说是说“殷”来自商的都城殷城,那也可以理解为,“殷”在一段时间内,至少在西周时代,是一个贬义词。也有说“戎”是大的意思,“戎殷”是对商的尊称。)而后来“殷”字逐渐由贬转褒,可能是基于春秋战国时代对商王朝美化的需要。此外,在商灭亡之后,周王朝对商的遗民诸多限制,可能连大规模的农业都不让搞,毕竟在当时农业是战略产业、支柱产业,为了控制商遗民的规模和实力,遏制他们耕作的规模。商遗民从事生产的规模不能满足自身人口需要,为了活命,就像后世地少人多的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一样,只能过番跑船。商遗民只能周转于各地从事非生产性的物品交换买卖以获得生存资源,所以后来就将从事交换买卖的人称为商人。值得注意的是,周王将一个殷商贵族册封在宋地,所以宋地必然聚集了最多的商遗民,也就产生了最多的商人。到了东周时代,宋国是诸侯中最富的国家,其下的陶邑是全天下最富的城市,连远在秦国的国舅魏冉都觊觎,可能就是与商人众多有关系吧。所以,殷商的殷,从蔑称渐渐衍生为富足繁荣的意思,也就不足为奇了。

        商王朝统治的一大特征就是巫蛊统治,商人十分迷信鬼神,尤其是祖先神,巫蛊制度是商帝维系统治的一大根基,商帝是全国巫蛊系统的至高权威,是首席大祭司,通天人感应,以此树立神秘权威。为了解释为什么天命在于商,自商汤开始,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将原始的多神宗教信仰改造成商王朝的祖宗一元神宗教信仰。

        商的统治一开始很不稳定,我们从历史书中就能得知,商前期频繁迁都,或因内乱,或因河患,直到盘庚迁殷,王室内部矛盾才得到缓解,出现了社会安定发展的太平局面。然而,盘庚和他的侄子武丁开创的太平盛世并没能持续下去,社会矛盾渐渐激化,外患不断,经过“九世之乱”,也就是九代商王的无能统治,直到帝辛(就是著名的商纣,纣是谥号,是周人对亡国之君帝辛的蔑称)时期,已经是积重难返。纵使帝辛年少英武,曾经四处征战,扩大了商的势力范围,却也消耗了国力,激化了国内矛盾,给了西边的周部落可乘之机。周武王伐商时,帝辛仓促间只能用奴隶做军队抵御周人,战斗力自然不如周的正规军,帝辛战败自焚而亡。自此,商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六百年而亡。

        我们不能将三代的统治能力和汉唐明清大帝国的统治能力相比,三代处于国家形态初创状态,官僚制度还不完善,不像明朝皇帝几十年不上朝,有阁老们顶着,国家机器还能运转;商王一旦惰政,无人能暂代这位大祭司的地位,对统治的危害是很大的。另一方面,国家统治能力和制度也很不完善,征服其他地域文明所需要的同化成本是巨大的,所以帝辛虽然征服了淮河流域,但新领土带来的统治成本(如驯服降民、处置奴隶、文明同化、维持交通、驻军镇压叛乱等)拖垮了商王朝的国力,大本营空虚而阻挡不住周人的叛乱。

        夏桀商纣,皆是英年继位,若是生活在承平年代,应该也是一代少年英主。自视甚高的帝王往往有好大喜功的毛病,你像乾隆爷那样的,有了前面两代人的积累,再怎么败家也是一个盛世,死后洪水滔天也是儿子去擦屁股。但夏桀商纣生不逢时,在国家危亡时刻如果不小心经营,而依旧大肆征伐,好大喜功,就容易造成部落大本营的空虚衰敝,加上当时交通不便,救援无法及时,一旦被叛军攻入,哪怕版图广阔,哪怕在外地驻有大军,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而后王朝出于丑化前朝的必要性,对前往统治者的事迹丑化极尽所能,把能想到的丑闻都加到他们身上,经过投降派的添油加醋,加上战国诸子的升华,成就了一代“千年积毁”的“商纣王”。

        姑妄论之,不吝雅正!



作者:永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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