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明中叶,迎来工商业繁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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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叶,迎来工商业繁华的时代

明中叶期间,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空前大繁荣的朝代。

江南地区除了嘉靖年间短暂的倭寇问题外,两百七十多年(指江南地区)没有经历过战乱。国家处于大一统状态,大运河在朱棣迁都之前就被疏通,驿站遍布全国,商人四处贩运物品畅通无阻。商业税率极低,而且有时候可以用严重贬值的宝钞按照面值支付。当时的钞关(就是征收过路费的关口)收税也是很奇葩的定额制,也就是每年限定你收多少过关税,达到定额之后就不收了,不管商人运多少货物通过都不收钱。在这样的状态下,商业活动如何能够不欣欣向荣呢?
此时偏偏又赶上西方的大航海时期。葡萄牙人打通了从马六甲到菲律宾(当时被称为吕宋岛)再到中国的商业航线,从美洲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日本也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成为世界白银主产区。于是,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的流向中国,购买丝绸、棉布、瓷器等等手工业制品,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外部需求。这下美洲的银矿也派上用场,一条跨越几个大洋的国际贸易航线出现了,那就是欧洲人开采并冶炼出白银,带着白银跨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到东亚购买明朝的陶瓷和丝绸等物。
明朝境内莫名其妙地涌现大量的白银,真是久旱逢甘露,在白银的刺激下,明朝的经济迅速繁荣起来。明朝中后期,中国南方涌现出许多繁荣城市,比如南京、苏州、松江、宁波、广州、漳州等地,在白银的刺激下,当地的手工业者大赚特赚,然后他们为了更大规模地生产制作,改进技术、提高专业水平,生产更优化的陶瓷和丝绸供出口,换回更多的白银。尤其是江南地区,工商业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当时江南地区已经了比较完整的基于工商业专业分工的城镇群。中心城市是留都南京和府城,这是金融、总部和文化娱乐中心,人口在100万到300万(南京)之间;府城下面是县城,这里是商贸物流中心,人口在10万到50万之间;县城下面是各个专业镇,这是是手工业聚集地,各个镇之间进行专业分工,有的织布、有的染布、有的做丝绸、有的做生丝等等,专业镇的人口大约三五万人;比专业镇更小是集市,主要是收集专卖农村经济作物,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一般几千上万人。
当时江浙地区最发达的是留都南京再加上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和杭州七府。每个府下面有六七个县,比如苏州就有吴县、昆山县、长洲县、常熟县、吴江县、嘉定县、和太仓州。每个县下面有十来个专业镇和集市。苏州府下面就总共有七十二个专业镇和集市。这七个府就有两三百个专业镇和数量差不多的集市。
当时下面的专业镇工商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呢?以嘉兴府桐乡县濮院镇为例。这里是著名的丝绸出产地。当时人记载“日出万绸”,也就是一天可以销售一万匹绸缎,按照每匹二两银子计算,扣除过年等淡季节假日之类,每年贸易额当在三百万两以上。但《东畲杂记》里面又说,“所谓日出万绸,盖不止也”。可见这个估计还是保守的。
湖州府归安县南浔镇,这里的则专门卖湖丝——一种高品质的蚕丝。据温丰《南浔丝市行》中说:“一日贸易数万金”,也就是每天的贸易额都在数万两银子。蚕丝贸易的旺季是从小满到中秋,约四个半月(135天),数万金如果按五万两银子算,那么旺季贸易额就可以达到650万两银子。再加上淡季,一年八百万两银子的贸易额当无问题。还有记录说,南浔镇“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也就是光海外贸易就要销售十万包蚕丝。每包蚕丝重一千三百二十两,当时的价格大概是一百两银子一包,鼎盛时期的贸易额超过了每年一千万两银子。这是相当惊人的。
松江府华亭县的朱泾镇,则主要做棉布生意。有“小临清”之称,也就是一个镇的繁荣程度可以比得上一个临清县城了。“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记。”也就是来这个批发棉布的商人,每来一回,至少带几万两银子,多的可达几十万两。这个地方的年贸易额必然也是好几百万两甚至更高。
这些城镇数量庞大的人口聚集,主要是来自于“流民”,也就是农村进城的非户籍人口。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了很刻板的户籍政策:农户就世代为农,军户就世代当兵,匠户就世代当工匠等等。这个制度跟征税和劳役是密切结合的,农户就要每年交多少粮食,匠户就要每年上贡多少工艺品或者在官方的织布局里面工作多长时间,军户就要每户有人去当兵等等。因为明朝是定额税制度嘛,官员的责任主要是按照规定的额度把税收征上来,人多了也不需要多交税。所以官府管理的时候就懒得管什么户籍了:只要这个户籍下的家庭交了规定的税收、承担规定的劳役,那就行了,剩下的人你爱干啥干啥,匠户去种地,农户去进城打工什么的就没人管,全中国随便你跑,自生自灭。还有一些是逃避劳役税收的,放弃土地跑进城,也是有的。总之,就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
像江西的景德镇,这也是一个专业镇,主要是以生产瓷器闻名。明朝后期,因为海外贸易的不断增长,大批流民涌入景德镇,为民窑业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嘉靖四十二年,“本镇……居民,与所属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窑业佣工为生。”直至万历三十四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
这些都是县下面的专业镇,仅江南七府下面有两三百个这种专业镇。至于县城,又要比小镇繁华数倍;府城又比县城繁华数倍;南京繁荣到什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那都是日夜灯火通明,四方商旅往来不绝。山南海北货物辐辏,各色品种琳琅满目。在江南名城苏州市场上:“洋货、皮货、细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
在江南的各个市镇,还有《水陆路程》这种小册子售卖,也就是江南地区贸易导航手册:水陆陆路该怎么走,每个专业镇卖什么商品,哪些地方能雇到运货的大船,哪些地方能雇到骡马背运货物等等,都有详细的介绍。
整个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商业城镇群。农村地区则已经实现了“非粮化”,也就是都不怎么种粮食了,改种桑叶和棉花,每亩地的收入是种粮食的两到三倍。“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中国粮食主产区从江南转移到了湖广腹地,而江南则变成了“衣被天下”的织物手工业中心。
除了江南地区,沿海的福建、广东以等地商业也十分发达。
克鲁士《中国志》描写了嘉靖年间中国广东的发展状况:
“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
“沿河小城镇无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和缺乏,因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样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减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都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
福建广东商人经常会贩运白砂糖、铁器、瓷器等物品来江南销售,然后满载丝绸棉布而归。“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中华大地上,商旅南来北往,交流如织。
随着商业活动的繁荣,“商帮”开始出现。在明朝之前,商人的经商活动都还是个体的、零散的活动,没什么组织性。到了明朝,逐渐就按照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商帮”。最著名的就是山西商帮和安徽商帮,也就是“晋商”和“徽商”,稍弱一点的就是闽商、浙商和广商等等。中国著名的商帮都是在明朝形成的,他们依靠地域关系互相帮助,一起外出经商,遍布全国各地。
在当时,明帝国当之无愧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每年出口天量的手工业品销售到世界各地,物美价廉。美洲和欧洲个别地区的许多手工业者因此破产倒闭。在当时欧美人笔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西班牙所有的丝织全部毁灭。”(参见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的白银如流水般一样进入中国。
欧洲当时正在兴起所谓“重商主义”思潮,也就是把白银的流入视为国家财富增长的象征,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赚钱。但是根本挡不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的趋势。为此法国和西班牙统治者都曾经多次下令:前往亚洲地区贸易,每次携带的白银或者银币数量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以限制白银流往中国的速度,但是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据学者估计,当时每年从欧洲流入明朝的白银数量大约50吨,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约100吨。明朝中后期,大约有15000吨的白银流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抢来的白银超过一半被中国人赚了。就像今天制造遍布世界,中国的美元储备高居世界第一一样,只不过明朝的储备的是比美元更可靠的白银,而且明朝的手工业品在国际上的声誉比今天的“中国制造”要好。不仅性价比高,档次也高,质量工艺水平比欧洲、日本的好了许多。
然而,幸福的时光绝不可能天长地久。
1570年,西班牙人攻入了菲律宾的吕宋岛,菲律宾逐渐沦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最开始,西班牙和明朝关系不错,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盘踞在吕宋岛的福建海盗。福建巡抚曾经联手西班牙人,共同围剿海盗,作为回报,明朝允许西班牙人与中国人做生意。当然,西班牙人手里的白银也是中国人所需的,正所谓见钱眼开。
16世纪70年代,每年驶往吕宋岛重镇马尼拉的中国商船约有十几艘,到了80年代,每年约有二十艘,打后90年代增加到每年三十艘。17世纪初期更是达到每年四五十艘。中国商人把能够想到的商品运到马尼拉,生丝、棉布、麻织品、瓷器、铁、铜、锡、糖、面粉等,东南亚其它岛屿出产的辣椒、肉桂、丁香,甚至牛马鸡鸭等家畜也都跨海运了过去。这些商品除了提供当地人消费外,西班牙人把大量的中国丝绸、陶瓷装上大帆船,横跨太平洋运到美洲墨西哥出售,那里当时也属于西班牙殖民地。这就是世界贸易中著名的“大帆船贸易”。通过这条航路,中国人继续不断获得更多的美洲白银,而西班牙人获得中国物美价廉的工商业品。
不想此后,两国外交关系急转直下。西班牙人曾派一批传教士到达福州,提出通商和传教的要求。对于明朝的地方官来说,通商可以理解,传教?这是什么回事?天朝上国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佛朗基”的古怪要求。佛朗基这个词,原本是阿拉伯人对欧洲基督教徒的称谓,后来葡萄牙抵达之后,当时的中国人照单抓药,如此称呼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人来了,中国人根本分不清这牙打那牙,两个牙到底有什么区别,往往都用佛朗基这个词指代他们,其实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了抢夺贸易权,经常大打出手,根本不是一路牙。
西班牙人就觉得中国人蔑视自己,两国关系逐渐出现裂痕。由于大量的中国商人前往吕宋岛做生意,人数远远超过西班牙殖民者,这进一步引发了西班牙人的担忧。
万历年间,大概是1603年10月初,吕宋岛突然来了三个明朝官员。西班牙殖民者怀疑这三个人不怀好意,觉得他们是来联络当地中国人里应外合攻打吕宋岛的先头部队。西班牙殖民者先下手为强,在当地土著和一批日本雇佣军的支援下,对当地中国人展开大屠杀。2万多中国人在大屠杀中遇难。这次事件严重影响了大帆船贸易,意味着白银的输入中国减少了。此后1639年,旅居马尼拉的中国商人为了反抗当地重税再次与西班牙人起冲突,结果再次引发另一轮的屠杀。到了这个时候,白银的输入一度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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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7 08:03 资料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重商主义这个词也是现代西方国家对天朝的评价
本朝近十多年来的贸易顺差持续增长情形也跟明中期到末期差不多,不知道明朝贸易顺差有多大
大量的贸易顺差货币流入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并不是什么幸福时光
货币流入商品流出的贸易顺差必然会导致物价上涨
而得利的是参与国际贸易的那部份人.上涨的物价则由全体国民承担
就跟明末一样,江南富庶而西北贫困.终于明末的大动乱暴发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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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7 09:3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17世纪中期,荷兰就有商船1.5万艘,而且大部分是远洋船。对比同期中国,前往菲律宾的远洋船才四五十艘。可见明朝的所谓商业繁荣,主要是内河运输以及陆运,主要是内需而非出口。这效率比海运低很多,成本危险也高很多。因此明末会出现西北灾荒,东南无援。

事实上明朝商贸繁荣的仅限于江南沿海,并未深入到内地。经营海外出口的,是王直,郑芝龙一类的走私海盗,以及西方的商人。

另外,沈廷瑞的《东畲杂记》和瑞丰的《南浔丝市行》都是清朝的,后者甚至是道光年间的。这与你前一帖的结论正好相反。清朝那么封闭,一样有工商业的繁荣,然而这种繁荣并未对社会科技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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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7 11:21 资料 文集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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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乌鹊南飞3 于 2019-6-7 09:37 发表
17世纪中期,荷兰就有商船1.5万艘,而且大部分是远洋船。对比同期中国,前往菲律宾的远洋船才四五十艘。可见明朝的所谓商业繁荣,主要是内河运输以及陆运,主要是内需而非出口。这效率比海运低很多,成本危险也 ...

你说得对,道光当时广东也是比较繁荣的,所以洪秀全在那里无法开展他的传教活动,要跑到大山深处的广西。只能说正德、嘉靖总体而言,是明朝最繁荣富裕的年代,至于中国人是否幸福,还是要值得商榷。朱元璋那时打压商人打压得很厉害,海禁也是落得实处的,以至于江南的老百姓仇恨朱元璋怀念起张士诚来。明中叶以后,基本无人遵守朱元璋定下的规律,很多事情都是明的一套,暗的一套,海禁也只是一纸空文。明朝最繁荣的时代离不开大航海贸易,最富就是正德、嘉靖年间,尤其是嘉靖年代(正德还有孝宗留下的烂摊子要收拾)。以及万历初年,打后万历中后期因为白银不断减少流入中国,开始走下坡路了。不过倒是从你的逻辑中发现问题,中国所谓富裕繁荣,基本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所产生的现象,跟今天还是有点相似。明朝因为部分人富裕了,也出现了一些富商糜烂,追求奢侈攀比的现象,导致明中叶的社会风气极其浑浊。著名的江南才子唐伯虎,就是经常流连于青楼。那些个文人墨客大多也是将文采在女子身上卖弄,然后相互攀比成风。从官员到富商,大多莫不如此,所谓追求时尚。倒是海瑞这种遵守道德节操的,成了不合时宜的怪人。道光也是表面繁荣的广东沿海,大部分有钱人在吸食鸦片,生活糜烂不堪。当年四川人穷,跑东部帮商帮打工,现在同样是四川人做农民工的多,西部地区因为崇山峻岭阻隔,不利于更好地发展工商业。后来因为白银供应出现中断,更逼反了李自成。白银原本要到西北流通,得翻山涉水十分不易。白银锐减之后,全国普遍缺少白银,尤以西北地区最为严重,农民手中的相同量粮食兑换铜钱,在折合的白银量下降得很快,而官府一如既往按照过去的纳税方式催缴税费,甚至还因为北方战事需要加收民众的税,导致西北民众苦不堪言。李自成早年是一个驿站官员,崇祯上台后,国家已经严重缺少白银,北方战事却越加严峻,为了削减开支,就裁减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李自成就因此下岗了。李自成觉得这样不行呀,没了生活来源,就去从军,没想到到军队里发现,军中经常拖欠军饷,他和许多士兵长期领不到生活费。为了生计,李自成率众杀了军官,然后投靠了一支农民起义军。最初的时候,起义军其实不成气候,但是因为政府错误的政策没有得到有效修正,导致大量民众破产,地方上又有了灾害,民众生存严重成问题。这些破产的农民就成了李自成的无限兵员。李自成最初是打不过明军的,早先吃了几次败仗,率领残部逃到河南,竟然在纷纷加入农民军的带动下东山再起,短时间内集结了百万部卒。之后的情况不用说了,李自成带着一支庞大的队伍一路闯关,最后攻进了北京,逼死了崇祯,从此进入了南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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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6-7 11:57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只看该作者
回复 #4 三国赤壁周郎 的帖子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官本位。我读过明清盐商兴衰的书,盐商势力兴盛的时候,乾隆都感叹,“盐商之力伟哉”。然而各路官府纷纷把盐商当提款机,从平定金川,到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乃至伊犁屯田,盐商的报效超过三千万两白银。而作为全国盐商的大头,两淮盐商更是“不辱使命”,累计拿出一千多万两。盐商首领江春,一到水旱赈灾,百万两银子的事项,指顾立办。1789年,江春在贫困潦倒中黯然辞世,江春晚年家业衰败,关键原因是长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铺张靡费和无穷无尽的报效捐输。 商人除了捐官,没有什么出路。事实上,官商勾结导致盐价飞腾,走私横行。经济彻底朝向恶化的方向发展。

清朝如此,明朝也是如此,汉朝即是如此。今天也没有多少改变。中国很早就有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养分被皇帝已降的各级官员吸干了。因此只能重复王朝循环

所以明朝到了末年有李自成,清朝有洪秀全,而美国立国两三百年,一次州级的农民起义都没有。

[ 本帖最后由 乌鹊南飞3 于 2019-6-7 12: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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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乌鹊南飞3 于 2019-6-7 09:37 发表
17世纪中期,荷兰就有商船1.5万艘,而且大部分是远洋船。对比同期中国,前往菲律宾的远洋船才四五十艘。可见明朝的所谓商业繁荣,主要是内河运输以及陆运,主要是内需而非出口。这效率比海运低很多,成本危险也 ...

明朝内地本身的商业贸易就很繁荣,全国范围内遍地开花。出海只是编外品的锦上添花,没有也无所谓,有了更好。

内地有很多贸易集散地。现代城市,起源于明朝。明朝以前,有些只城不市,有些只市不城。明朝城市转向为多功能文化、商业、经济政治,或者传统的城防类性多功能转变。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很多良田都荒废无人耕种。天顺年间就记载,北京郊外的留守农民只有原先的三四成,大多数都进城打工(采矿,纺织),或者经商去了,留守农民也很少种粮,主要都种高档山货,从事养殖业。利润是种田的三四倍。

南方苏杭农村都不种粮,苏杭种桑以织丝,松江府棉花为主。粮食主要产地洞庭湖流域,谚湖广熟,天下足。全国各地采矿业兴起。山西北方边境羊毛贸易兴盛,南方各地都通过大运河北上黄河汾水到达山西,转运棉花,粮食,羊毛。女南方长江航线直达四川。制瓷业兴盛。

远洋贸易,明朝主要只是生产源头,运输方面由其他国家的船只承担了。很多都装载明朝货物。现在世界各地发现很多外籍沉船,都主要装载明朝货物。但是明朝船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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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 hahaku719 的帖子

民国时期,中国的城市化率才11%,诸如北宋时期就有30%之类的说法,是没有统计基础的,不过是通过只言片语进行猜测罢了。至于苏杭不种粮就更无稽了,明代初年苏州的田赋是全国第一,故称苏松税赋半天下。从《大明—统志》记录的各州府的赋税情况来看,苏州府一枝独秀。

明末,虽然经济发达,但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太大。苏州一地秋粮的总量就超过了湖广、山西、陕西等省(万历六年)。(资料来源:《国史大纲》739页)直至康熙年间,苏州田地赋税依然是遥遥领先。

中国历代对于经济方面的研究就很匮乏,这几年向西方看齐,跑步出成果,整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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